学术自由和学术评价都很必要

学术自由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英国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说，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有选择自己研究问题的权利，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受外界的干扰与控制，并同时根据自己的意见教授自己的研究所得。在国内传递学术自由思想并为公众所知的蔡元培认为，各家学说在没有被淘汰的情况下，应允许它们各自发展，即所谓兼容并包，也由此开中国大学风气之先。

　　不过，学科的存续需要人、财、物等物质条件的支撑。各种学科都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什么学科应该得到更多支持或应予优先支持，同一学科领域内哪些学者应该得到支持，这些都是作为管理者的“蔡元培”需要考量的重要问题，他需要一把尺子——学术评价。对学者个体来说，科研经费的申请、论文的发表、成果的评判、职称的晋升、“长江学者”或者“院士”等人才帽子的加持，都离不开学术评价，因此这关系到每一个学者的切身利益。不仅如此，学术评价还关系到所在学科、单位或者地区、部门的利益，比如是不是“双一流”，也就意味着你所在的院系、大学能否拿到教育部的巨额经费支持。

　　在当前以建制科研力量为主构成的学术共同体中，学术评价是这个圈子中游戏规则的重要一环，关系到学术导向与学术生态的形成。如果说崇尚自由是体现学术应该有的自然属性，那么学术评价则是学术工作社会属性的体现，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当前理工科学术评价的症结

科技评价专家程津培院士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我国现行科技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比如在项目(成果)评价方面以SCI为纲、论文量化指标滥用；在人才评价方面，“人才帽子满天飞”，各种人才计划过泛。除此之外，当前的学术评价其实还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

　　一是“马太效应”。在自上而下组织部署的项目中，为了提高项目成功的概率，管理部门总是倾向于选择技术能力强、基础好、声誉好的科学家及团队。这其中的经济逻辑是把资源分配给机会，而政治逻辑是“免责”——对管理部门来说，如果选择公认优秀的科学家及团队仍无法完成项目任务，那么官方也就容易找到免责的理由了，这跟政府采购负责人购买公共产品时往往选择贵的名牌货是一个道理，但造成的后果就是科技资源的集中化甚至垄断。

　　二是学术评价过频的问题。在任期制或者聘期制下，目前的学术评价往往每年或者两三年一评，时间尺度过短。为了通过年度考核，学者们不得不花大量时间拼凑应付或者将可能产出的大成果挤碎成小成果交差。而对于学者和科学研究来说，往往“厚积”时间多而“薄发”时间少，因此这种不符合科学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做法，正是我国重大原创成果一度稀缺的重要原因。

　　三是中国人情社会、学术传承等特点还决定了专家评审中往往难以杜绝人情因素、学科利益和部门利益因素等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在项目和职称评审中，明里暗里打招呼的现象还是存在的，特别是单位内部的职称评审，由于圈子更小、利益交织，其中掺杂的人情因素往往更多。

对不同学术评价的评价

不同的学术评价有不同的指标体系，相同的指标体系由于指标权重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正如对大学的评价可以从生源质量、教师数量、师资质量、成果产出、社会声誉、校友捐赠等组合衍生出不同的排行榜一样。因此，学术评价体系无所谓优劣，主要看其定位和出发点。

　　从驱动力方面看，科学研究分为好奇心或者兴趣驱动的研究以及任务导向的研究。对于任务导向的研究，必然要体现任务委托方比如国家或者企业的意志，在相应的学术评价中更多从物质生产的要求出发而较少考虑科研精神活动的特点。因此，任务导向的科研与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天然具有不同的评价定位与评选标准。

　　从创新链方面看，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属性与特点不同，评价标准也应有所不同，比如基础研究客观标准强，应以同行学术评价为主，着重评价提出和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能力、成果的科学价值、学术水平和影响等，应用研究评价应以用户和市场为主决定，着重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贡献等。

　　另外，不同评价体系下出来的结果不能简单对比，跨时间尺度、跨体系的对比更是不可取。比如，“千人计划”与“院士”，前者在学术领域要求的是“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当于教授职务的专家学者”、不强调国籍，入选者的学术积累多在发达国家完成，而后者要求的是“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的中国籍研究员或教授，也就是强调对国家的重大贡献和中国籍。“千人计划”中有很多牛人，国家的意图显然是不分内外、为我所用，但院士中大科学家也不少，国家的初衷则是从为我所有的人才中选拔杰出者，因此二者的选人视野和评价体系并不相同，更不能以新近评选的“千人计划”与多年以前当选的“院士”相比较，因为学术水准总体上是提高的，不同时代的科研环境平台、软硬件条件都不相同，正如今天985高校很多新晋教授的学术成果会多于和高于20年前的教授一样。

学术评价只能达到“相对最优解”

改革总是在一定的边界条件下进行的，笔者并不看好学术评价改革能达到一个各方满意的状态，而只能以问题为导向寻求一段时期内的“相对最优解”。

　　事实上，前面数十年我国每一阶段的学术评价都是基于问题导向。正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我们也不能以现在的视角去评判特定历史阶段的学术指挥棒是否合理。比如当前确实存在论文量化指标滥用蔓延的情况，但是却不能否定，20年前确立的这一导向有正面的、积极的意义，比如提高了我国学术研究在世界的分量和影响。同样，我们今天审视过往“只重数量、忽视质量”的做法，也不能忽略的是，只有在一定学术体量和规模之上才能追求质量，特别对于我们这样偌大的国家，包括计量经济学也可以计算给出，一定的规模基础对于创新效率提升是必要的，我国今天能形成产业链如此齐全的国民经济门类体系和跨越宏微观的制造业，某种程度上说和前期积累形成的完整的创新链密切相关。

　　那么，学术评价改革的边界在哪里？党对一切工作，包括对学术与人才工作的领导是最重要的原则，我们必须在这一原则下开展工作，往形成中国特色、有利于国家发展和学术繁荣的学术评价制度方向努力。

　　问题导向的解决思路又在哪里？应根据不同的学科和人才特点，建立完善分类评价与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机制。针对“马太效应”，即是要在满足国家需求的同时，保持并加大对青年学者、自由探索的支持力度，保护并调动好奇心驱动的学术研究的积极性。

　　而对于学者来说，实际上应该认识到，“国家既要给我钱、给我资源，又不能管我做什么、怎么做的”的理想情况是难以实现的——如此“吃瓜群众”恐怕也会跳出来质疑，努力寻求自由探索与国家需求的最佳结合点应该是工作的方向。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